3月10日，政协委员厉以宁在会议上表示，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社会阶层固定化，形成职业世袭化。农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，又缺少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，“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，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。”（《中国新闻网》3月11日）
目前我国无论是职业世袭化，还是阶层固定化，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公权私用，利用权力和社会关系来编织个人关系网，并为自己服务。
职业世袭化，社会阶层固定化，使家庭背景不同的孩子产生两极分化：形成“穷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、“垄二代”与“官二代”……这种世袭，不仅会导致“拼爹”、“读书无用论”流行，更会伴随着职业世袭，产生出更多权力世袭、更多的腐败和滥用公权，最后的结果是积聚社会矛盾，破坏社会和谐，影响社会发展。从理论上说，破除职业世袭化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限制权力滥用。
依赖政治体制改革、建立起公权公用的自觉来消除职业世袭化，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制定严格的“反就业歧视法”，则是比较有效的捷径。目前，我国没有专门的《反就业歧视法》，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宪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中，立法层次低、修改变化多、地区差别大、规定过于笼统，使得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实施，遭遇就业歧视之后的维权，基本上没有出路。
反就业歧视，需要观念的改变，需要基于劳动监察上的行政救济，但观念的改变和行政救济都需要现实法制的推动。近年来，我国关于制定《反就业歧视法》的呼声一直很高，2009年由24位学者组成的“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”就将《反就业歧视法（专家建议稿）》提交至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至于民意，调查显示，近六年来，就业问题一直是老百姓最关注的“两会”话题之一。可见，出台《反就业歧视法》，已经万事俱备，只差决心了。
我们希望，《反就业歧视法》能够借此东风，尽快出台，终结职业世袭化，畅通社会流动，增添社会活力。
